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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11月12日，北京协和医院，93岁的茅以升在病床上走完人生。
陪在身边的，只有幼女。
弥留之际，他多次问起长子的消息，得到的却只是女儿模仿兄长笔迹写下的一封安慰信。
信读完了，人也慢慢安静下来。
几天后，追悼场面庄重。
桥梁界、教育界和工程界人士纷纷前来送别，肯定他在中国桥梁事业上的贡献。
可是，他与原配所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出现。
一个工程巨匠的身后事，就这样被事业的掌声与家庭的沉默同时包围。
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。
1916年，他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，后来又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深造。
学成回国后，他很快投入铁路、桥梁和水利工程，生活节奏几乎被工作完全占据。
他与戴传蕙成婚后，家庭长期跟随他的工作地点变动。
对茅以升而言，迁居意味着新的工程任务；
对戴传蕙而言，却是重新安顿孩子、料理家务、适应环境。
丈夫面对的是图纸和工地，她面对的是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。
这种差别，起初未必显得尖锐。
日子一久，压力便一点点沉下来。
茅以升常常早出晚归，戴传蕙独自照看孩子，身体和精神状况逐渐恶化。
1930年前后，南京一带发生水灾，茅以升忙于救灾事务，家中的重担更集中地落在妻子肩上。
有一次，家人劝他多留在家里。
他只说：“工程上的事，不能耽误。
”这句话放在当时的职业环境中并不奇怪，却很难消除妻子长期积累的孤独。
1933年，茅以升主持钱塘江大桥建设。
钱塘江水文复杂，桥址地质条件又差，施工难度远超一般工程。
六十多年前，中国工程师要在江面上修建公路铁路两用桥，几乎没有成熟经验可供照搬。
1937年9月26日，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。
那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公路铁路两用桥，茅以升因此声名大振。
然而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杭州局势迅速恶化。
为防止大桥被日军利用，茅以升奉命在11月11日炸毁大桥。
亲手炸掉自己的作品，绝非一句“忍痛割爱”可以说尽。
更复杂的是，大桥建成后，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家庭生活的安稳。
战争年代，他辗转多地从事工程工作，妻子和孩子则承受着迁徙、分离与生活压力。
抗战胜利后，茅以升继续参与桥梁修复和铁路建设。
1948年，钱塘江大桥恢复通车，这座桥重新承担运输任务。
此时的茅以升，已经把大量精力投入国家工程，夫妻之间的距离却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。
在长期分居期间，他与权桂云相识并共同生活，后来有了一个女儿。
1950年，茅以升在组织要求下说明个人情况，承认了这段关系。
消息传到家中后，戴传蕙的病情明显加重，子女也因此对父亲产生强烈不满。
家庭矛盾由此公开化。
茅以升试图弥补，曾回家陪伴妻子，也曾设法照料孩子，但已经形成的裂痕很难靠几次探望填平。
1967年，戴传蕙病逝。
她留下的，不只是一个破碎家庭，还有子女心中多年没有消散的怨意。
半年后，茅以升将权桂云母女接到身边。
这一举动在他看来或许是承担责任，在原配子女看来，却像是对母亲的再次伤害。
长子写信表达愤怒，兄弟姐妹也相继离开，父子关系从疏远变成了几乎不再往来。
这段时间里，茅以升仍在工作。
1955年至1957年，他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工作。
大桥建成通车时，他作为桥梁专家出席相关活动。
工程取得成功，家庭矛盾却没有因此松动。
权桂云长期承受病痛和压力，1975年去世。
晚年的茅以升居住在北京，身边主要由幼女照料。
随着记忆力衰退，他常常提到前妻和长子，也曾盼望父子见面。
遗憾的是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
茅以升一生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工程，也曾担任铁道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，为铁路科技发展培养人才。
他的专业成就足以写进中国桥梁史，但工程上的精确计算，并不能解决家庭关系中的亏欠、误解和伤痕。
1989年秋，病重的茅以升躺在医院里，陪伴他的仍是幼女。
那封代写的信让他暂时放下牵挂，却没有真正改变亲人之间多年形成的隔膜。
11月12日，他在北京去世，原配所生子女没有到场送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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